1
许多朋友都知道，香港社会有一种名流，叫做“太平绅士”。
什么叫做“太平绅士”呢？
所谓“太平绅士”，就是“Justice of the Peace”,又名“治安法官”，源于英国。
为什么会有“治安法官”这回事呢？
事情是这样的：
在英国的历史上，法官、裁判官在有些地方，例如偏远的地方，会因为人手不足，行政费用不足以支撑司法运转、治安管理等原因，所以在英国历史上的有些地方，政府会从地方有威望的人士，例如有钱人、有文化的人、热心肠的人、受大众爱戴的人，来充当临时裁判官，来处理简单案件的审判。
这种人，就叫做“Justice of the Peace”，又名“治安法官”。
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在古代，伦敦郊区的一个小乡村，A欠了B一百英镑，有借条，到期不还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这种案件，伦敦的地方法院，就不想管，于是会让“太平绅士”在村里，搞了简易审判，叫A还钱，就完事了。
这，就是“太平绅士”最起初的作用。
香港开埠之后，也开始委任太平绅士，一开始都是委任的英国人，但是后来，也开始广泛委任华人，例如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伍廷芳，他就曾经被委任为香港的太平绅士。
伍廷芳
香港在历史上的太平绅士，曾经也是要审案的，但是后来由于香港的司法制度越来越完善、司法资源越来越充足，后来，也就不再需要太平绅士审案了。
现在香港的太平绅士，是一个象征性的社会荣誉。
晚清时代的香港人，没有把“Justice of the Peace”翻译成“治安法官”，是因为“治安法官”这个名词，不够高大上。
翻译为“太平绅士”，你看，多高大上。
档次一下就提升了许多。
2
相信历史爱好者不少人会有这个疑问：阿拉伯人，为什么有缠头巾的习惯？
答案是：风沙。
阿拉伯世界自古以来，就是沙漠比较集中的地带，自古阿拉伯人经商、迁徙、访友、探亲等，经常要穿越沙漠。
沙漠什么多？风沙多。
风沙吹来，吹得你满眼都是沙粒，让你睁不开眼。
所以，头上要裹一根头巾，平时不包脸，遇到风沙，就把头巾解下来，把脸包住，防止沙子袭脸。
所以，自古以来，阿拉伯世界的人，都在头上裹头巾。
后来裹习惯了，在生活中就养成了习惯，不穿越沙漠的时候，也在头上裹头巾。
因为反正啊，除了防风沙之外，头巾还有其他的功用，可以当毛巾用，可以当枕头用，可以包扎伤口，可以做许多事情。
找不到地毯的时候，毛巾解下来，往地面一铺，可以充当地毯，跪下向安拉祷告。
还可以用来做简单的临时口袋，装东西，扛东西。
一条头巾，简直就是多功能神器。
就这样。头巾最初起源于沙漠防止风沙，但后来，逐渐融入了阿拉伯人的生活，变成了阿拉伯人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须品。
3
维吾尔族，是我国56个民族之一，维吾尔人，也是我们的同胞。
今天讲一个关于维吾尔族的有趣的事情。
维吾尔族，只有名，没有姓。
读到这里，你是不是想揍我？
是真的。
维吾尔族，只有名，没有姓。
维吾尔族实行的，是一种叫做“父子联名制”的起名制度。
维吾尔族的名字，是本名在前，父名在后。
例如，我们大家熟知的现代中国维吾尔族女明星迪丽热巴，她的名字是：
迪丽热巴·迪力木拉提
其中，迪丽热巴是她本人的名字，迪力木拉提则是她爸爸的名字。
迪丽热巴的爸爸，名叫迪力木拉提·艾拜杜拉，其中，迪力木拉提是他本人的名字，艾拜杜拉，则是他父亲，也就是迪丽热巴的爷爷的名字。
以此类推。
那么，维吾尔族这个起名的文化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
答案是：受阿拉伯世界的影响。
在阿拉伯地区的许多国家，人们起名就是遵循的这个规律：本名加父名。
4
鸟为什么要飞成“人”字形？
这个现象大家都知道。
但是，能回答为什么的，凤毛麟角。
其实答案并不难：
因为依据空气动力学，鸟飞成人字形，对于鸟来说，是最省力的，是最节省体能的，有利于长途飞行。
那么，鸟是不是受过专门的训练、知道飞成人字形呢？
并没有。
那是本能。
飞的时候，空气阻力大不大，飞成什么队形，空气阻力最小、飞起来最省力，它们在飞翔的过程中，就会自己调节。
这是本能。不需要训练的。
这种本能遗传不下去，那种鸟就是要灭绝的。
5
我们都知道“吗啡”。
但是，很少人知道，吗啡的本质，其实就是鸦片。
吗啡是从罂粟提炼出来的，一种鸦片类止疼药。
吗啡和鸦片、海洛因，都是同一棵树上，长出来的不同的果实。
它们在本质上，都是一回事。
吗啡有镇痛、催眠的作用，所以用希腊神话里的“睡眠之神”Morpheus来命名，汉语音译为吗啡。
6
北京一项对婚恋网站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:
绝大部分的女性，包括那些择偶有困难的、外貌平庸的女性，都喜欢浏览收入高的男士的档案。
婚恋网站统计数据显示：
男士收入越高，他的档案被浏览的次数就越多。
男士收入越低，他的档案被浏览的次数就越少。
7
传媒学里，有一个叫做“回声室效应”（Echo chamber）的理论，就是说同一个意见，在小圈子里面，不断地重复，不断地互相传播、相互肯定，最终导致这个圈子里的人，视野越来越狭窄，思想越来越偏激，偏见越来越严重。
举个例子，一个香港人如果对内地同胞有偏见，那么他在生活中，就会不断地关注与内地同胞有关的负面新闻，他的交友圈子，也会不断地重复有关于内地同胞的负面信息，他的手机新闻客户端，也会智能化地、每天给他推送一些关于内地同胞的负面新闻。
久而久之，在这个人的看法里面，内地同胞就是一无是处，对内地同胞任何的优点、任何的正面信息、任何可取之处，TA都会视而不见，或者根本不知道。
这就叫做，回声室效应。一个人在回声室里面吼一声，结果同一个声音，就会重复下去很多次。
同理，一个人一旦虔诚地信仰基督教，那么他身边聚集的，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，他平时所接触的文章，都是赞美基督的，而至于科学界对基督教、对圣经的各种批评，指出的各种谬误，提出的各种质疑，他都会主动回避不看，久而久之，在他的思想里，基督教就成为了宇宙的真理，而其他一切的事实和理论，都是错的。
当年驾驶飞机撞向美国世贸中心的穆斯林极端分子，其实也是同一类人。
这种现象，叫做回声室效应。
一个人为了避免犯错，最好就是要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
8
这个世界上的人们，普遍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那就是：
几乎所有的人，都认为陪伴自己土生土长的文化，才是正宗的，一切的外地文化，都是“蛮夷”。
举个例子，改革开放初期，那时候许多广东人还是第一次看到外省人，听到外来人口满嘴的普通话，广东人一脸鄙视。
在广东人的三观里面，广东话才是宇宙正宗话语，其他一切的外地语言，包括普通话，都是“蛮夷”，所以，改革开放初期，广东人把所有的外来人口，都叫做“捞仔”、“捞妹”、“捞松”。
当时广东的民间，有一首童谣，是这样诅咒外来人口的：
“捞松捞松，唔食芫荽葱，买定棺材掘定窿”
不用我翻译了吧。
而有趣的是，说普通话的北京人，在同一个时代，同样瞧不起广东人，他们觉得广东人满嘴的“鸟语”，莫名其妙，北京人认为，只有皇城根脚下的人民，才是正宗的人民，其他所有的外地人，都是“蛮夷”。
而更有趣的是，说上海话的上海人，不但瞧不起广东人，而且也瞧不起北京人，在上海人看来，所有非上海的人，都是乡下人，包括皇城根下的北京人，也是乡下人。
做人狭隘如此。堪称大观也。
9
当年洪秀全在广西桂平起义之后，清政府派兵到了洪秀全的老家，广东花县官禄布村，把洪秀全的房子一把火烧了，并且扬言要“诛九族”，到处抓人，拷打审问，问你是不是同党，当时，官禄布村的洪姓乡亲，真的被洪秀全害惨了，四处逃亡，居无定所。
有历史爱好者批评清政府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怎么能够株连九族，把人家整条村都赶尽杀绝？
其实，清政府不这样看。
做行政管理工作的人，他们看问题的角度，和老百姓不一样。
从各地有史以来的办案经验来看，一个人聚众谋反，基本上都是先拉的同乡和亲朋戚友，所以，洪秀全起事之后，清政府把官禄布村赶尽杀绝，虽然不合法，但是依据行政管理的经验，这是“宁可错杀一千，不可放过一个”的惯常思路，在技术不发达的清代，对于清政府来说，这是成本最低的、最经济的处理手法。
如果不这样处理，则后患无穷。
历史证明，清政府的担心，在后来确实变成了事实，正是因为没有赶尽杀绝，官禄布村的许多漏网之鱼，后来都参加了太平军，例如洪仁玕、洪全福这些，都是。
洪全福是谁呢？
洪全福，是洪秀全的同村，参加太平天国运动，曾被封为瑛王，天京被攻破之后，洪全福逃难到香港，后来在香港，加入天地会。
洪全福
1902年的时候，兴中会与洪全福合作，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，当时，洪全福找了一家名叫陶德洋行的公司，购买枪支，枪款都付了，就等发货了。
不料，这家陶德洋行的老板，做生意不厚道，他枪款收到了，也嗅到洪全福这伙人，买这么多的枪支，肯定是要谋反，如果这个时候，我向清政府告密，叫政府把他们给抓了，那么我的枪就不用发货，而且货款也不必退了。
多好的事。
起了歪念。
于是，向清政府报案。
清政府果然大举搜捕，鸡飞狗跳。
洪全福的起义还没发动，就胎死腹中。
再后来，洪全福病死在香港。
10
我们都知道，广东中山人刘丽川，领导了上海小刀会起义。
这件事的来龙去脉，到底是怎样的呢？
简单地说，是这样的：
刘丽川1849年来到上海经商，参加了小刀会。
几年之后，小刀会的头目潘启祥，因为和洋人的教堂犯了事，被判死刑，押到刑场杀头，于是，刘丽川联合了青浦天地会的头目周立春，嘉定天地会的徐耀，福建天地会的陈阿林、上海青浦人周立春、周秀英等人，聚众持械两千人左右，去“劫法场”。
竟然成功了。
救出了潘启祥。
大家要知道，劫法场是什么罪？
死罪。
所以，劫法场之后，刘丽川一伙人，其实已经没有活路了。
横也是死，竖也是死，不如干脆反了吧。
于是，小刀会攻占上海县城衙门，杀死上海知县袁祖德，活捉上海道兼海关监督吴健彰。
攻城掠地。
队伍迅速壮大，成万人之众。
所谓小刀会起义，最初就是这样闹起来的。
后来，清政府勾结外国武装，一起攻打小刀会。
刘丽川在一次战斗中，被清兵一枪打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