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呢，清政府的一些大员，开展了洋务运动，建了一些制造枪炮的工厂，例如天津机器制造局、江南制造总局、汉阳兵工厂、金陵机器制造局、福州船政局、开平煤矿、汉阳铁厂等等，应该说，确实是取得了一定的进步。
举例说，在洋务运动之前，清军除了少量部队能用上昂贵的舶来洋枪之外，大部分的清军部队，还是广泛装备抬枪和鸟枪，洋务运动之后，开始仿造洋枪，后来也就逐渐学会造洋枪了。
洋务运动之前，清军广泛装备抬枪和鸟枪
但是呢，洋务运动有一个先天的不足，那就是，当时无论是朝廷，还是当时主办洋务运动的一众大臣，例如李鸿章、张之洞等等，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国家在军事上落后，但是呢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在当时的世界上，无论从思想上、文化上、技术上、经济上，财政制度上，其实都已经全面落后了，所以，他们仅仅是从军事层面去学习西方，而坚持认为大清帝国的体制、文化、思想、经济形态……等等各方面，仍然是优于西方的。
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。
当时他们有一句话，叫做“用夷变夏”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啊，如果我们大清，什么都学西方的，那么我们就不再是大清了。所以说，他们当时明显没能看到，工业化的过程，必然是一个不断削弱儒家文明的过程，换句话说，你要么不搞工业化，要搞工业化，那就必然是会削弱儒家文明，那是不可避免的，也就是说，工业化你要么不搞，要搞就要彻底地搞，不可能仅仅是建了几家造枪造炮的工厂，你就实现工业化了。
打个比方，有一个人学英语，26个字母的基础，语法基础，等等，都不学，直接学“流行美国俚语100句”，你说，就算他把这100句美国最流行的俚语，背得顺溜顺溜的，你能说这个人精通英语了吗？不能。
工业化其实也是同理，真正的工业化，是要以充盈的财政为基础，从普及基础教育，从交通基础建设，从通讯基础建设，从普及西医，从发展高等教育，从培养工业技术人才……等等等等，诸多方面，去实施，它是一整套体系的系统工程。
这样说可能还是抽象了，好，我举个具体的例子，当时大清的国民，80%以上都是文盲，不识字，不识字的人能进工厂吗？简单一点的制衣厂，也许进得了，但是，稍微复杂一点的工厂，你比如说，氮肥厂，你就进不了，就算进了，你也只能当保安，为什么？因为，你连工厂的规章制度，都看不懂，各种机器的操作指南，你也看不懂，所有以文字为媒介的生产组织活动，你都无法真正参与，请问这样的人，又怎么会是优秀的工人呢？又怎么会成长呢？厂里深度的技术知识，他怎么能掌握呢？
试问，厂里的工人如果是文盲，他又如何可以在厂里搞技术革新呢？试问一个民族如果永远都没有技术上的革新，那么，就算你跟在洋人的屁股后面模仿人家造的洋枪，你的武器技术，是不是永远都落后于人家呢？你的国防事业，是不是永远落后于人呢？
所以说，一个国家要真搞工业化的话，就必须普及义务教育，普及基础教育，这个是必须的。而当年的大清，搞洋务运动，不从基础搞起，直接搞枪炮厂，这样真能强国吗？
强不了。
虽然说，大清也在“天津-大沽口”铺设了电报，也派出了留美学童，但是，这些仍然是不够的，首先一个，基础没有打好，全国的基础，没有打好，文化基础，交通基础，财政基础，等等，都没有打好。这样的工业化，其实就是空中楼阁啊，你没有基础啊。
我举个例子谈谈。
由于当时大清缺乏工业化的底子，没有技术，没有人才，没有先进管理的经验，没有关键的原材料，没有关键的零部件，结果呢，造出的枪啊，炮啊，各种武器，比国际市场上的还要贵，结果，送到清军部队，部队不要，部队说：我从你这进，还不如直接找英国人买。所以呢，当时的枪炮厂，经常停产，当时经常闹出这种笑话。（注：国营枪械厂和清军虽然都是国家单位，但是各做各账，供应武器也是需要核销的）
这说明了什么呢？其实说明大清在两次鸦片战争以后，其实说白了，被打得还不够，还是没有被打怕，还是没有被打醒，还没有看到亡国的危机，所以呢，大清的工业化决心，下得还不够大，他不是真正洗心革面下决心要搞的工业化，而是一场小打小闹。
当然，我们退一步来说，当时的大清，即使它痛下决心要搞真正的工业化，它的财政问题其实也是解决不了，它没有这个财政能力搞真正的工业化，大清当时的税收，主要是依靠关税、盐税、厘金等等几个大项。农业税？指望不上。
农民太苦了，农民收获的粮食，60%左右交给了地主，找农民征税，难度很大，你要硬抠人家养家糊口的口粮，人家是要跟你拼命的，所以我们说，大清当年的财税制度，它是很落后的，大清当年的农业社会，也演化到了畸形的地步，财富高度集中在土地上，土地很贵，土地贵又导致了地租贵，所以呢，当年的农民，很苦，清政府征税，只能从关税、盐税、厘金这几项入手。
说到这里，我插个话，中国有几个内陆省份，湖南四川江西贵州等等，吃得特别辣，为什么？其实就是因为有盐税，盐税的存在导致盐贵，贫苦的农民吃不起盐，所以用辣椒来调味，反过来说，这也是为什么，广东、福建、浙江、江苏、山东、辽宁等等这些沿海的产盐区的人民，基本上都不吃辣椒，好了，不扯远，我们回到主题。
这就是我所观察的，当年大清洋务运动的情况，从我的角度看，大清当年的洋务运动，不是一场真正的工业化，这也就是它为什么从一开始，就注定了失败，因为他们从一开始，就没有足够的决心、诚意、能力，来做这件事情，当时大清的生态，就像一把生锈的铁锁，你除非出个有魄力的人，敢把它砸了，推倒重来，否则，大清当年的社会，就是一个死结，它解决不了自己的财政问题，而财政问题，正好是一切政治的基础。
李鸿章晚年评价洋务运动，说是“纸糊的老虎”，这个评价就是对的，当时的洋务运动，它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，只是一场“裱糊匠运动”，仅此而已。
所以，洋务运动，最终未能救中国，很快，就在甲午战争期间，大清被日本打趴了，所谓的洋务救国彻底破产。读到这里，你也许会问：当年的日本为什么一定要发动甲午战争呢？
日本没有历史包袱，它搞工业化阻力小，相对彻底
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问：为什么当年的日本不发动甲午战争呢？不打一仗，如何证明自己强呢？大家要知道，日本在甲午战争之前，是被大清看不起的，“长崎事件”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，当年大清的舰炮，对着人家长崎市区，卸去炮衣，逼迫日本赔礼道歉等等，还有各种外交场合上大清官员对日本官员的轻蔑，这些在史料里都能找到。
不但大清看不起日本，当年西方国家，也看不起日本的，而且这种看不起，并不只是在思想里，而是在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，表现出来的。你要知道日本是一个新兴的国家，它是有野心的，或者从它自己的立场去看，它是有“志气”的。“野心”和“志气”，其实是同一个意思，“野心”和“志气”在英语里面，是同一个单词，叫做“ambition”，所以说，有志气，有野心，其实是一回事，看你从谁的立场上去看。
试问这个世界上，哪一个能干的国家，没有志气、没有野心？谁不想做老大？谁不想做亚洲一哥？谁不想做世界第一？我们中国不想吗？我们管什么叫“民族复兴”？民族复兴，就是重回世界第一强国的位置，是这个意思。谁不想做老大？其实我们也想。
清末那会，那个时代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年代，所以你说，当年新兴的日本帝国，它能不打大清吗？找任何借口，它都要和你打一仗的，因为不把大清打趴下，日本怎么当亚洲一哥呢？所以说，日本无论如何，它肯定是要发动甲午战争的，不发动，它才是奇怪的，不打这一仗，日本就无法成为亚洲老大，它在世界上的路子，就走不宽，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你是不是亚洲老大，你找外国银行借钱的时候，例如什么汇丰银行、德华银行之类的，你受到的待遇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打败大清之后，日本从大清领到2亿3000万两白银，这笔钱的大部分，日本都用在进一步发展他们的军事工业化，小部分用在进一步扩大普及义务教育等等，但是，扩大普及义务教育，归根结底，也是为了工业化服务，所以我们说，日本人拿到战争赔款，基本上全部都用在加深工业化上面了。
所以，打败大清，日本不但变成亚洲一哥，而且还获得一笔意外之财，大大促进了日本的工业化进程。那么后来呢，短短10年之后，日本又和俄国打了一仗，打败俄国之后呢，日本就正式跻身西方列强之列了。所以我们说，甲午战争使日本成为亚洲一哥，而日俄战争才使日本正式成为列强的一员。
我们都知道，日本当年之所以富强起来，是因为明治维新，那么，什么叫明治维新呢？其实明治维新，日本主要做了两件事：
第一件事，日本天皇开了国会，把国家的行政管理权，交了出来，交给议会和内阁。
第二件事呢，是日本在天皇的决心之下，利用举国之力，真真正正开展了一场工业化大建设，我用四个字总结它，叫做“脱农入工”，就是脱离了农业国家的地位，进入了工业国家之列。
为什么同一条起跑线，大清搞工业化（洋务运动）失败了，而日本搞工业化（明治维新）却成功了呢？
因为大清的工业化，和日本的工业化，有本质的不同：
大清的工业化，它没有动用举国之力，它只是建了几家枪炮工厂，以为这样就可以打赢白种人了，大清在骨子里，仍然觉得自己是天朝上国，它不愿意真真正正向西方学习，所以大清的所谓工业化，其实只是流于表面。
而日本的工业化呢，是从天皇都臣子，到议员，到工商界人士，他们是举国达成一致共识，认为必须动用全体国民的力量，痛下决心，彻底向西方学习，所以，日本的工业化，它是成体系的操作，从普及义务教育，到铺设基础交通设施，到建立现代通讯体系，到广泛培养工业人才，到全面普及西医……日本是真正对自己的国家，动了很大的手术。
所以说，日本的工业化，和大清的工业化，从一开始的态度、决心、计划来说，人家是认真的，你是苟且的，所以，结局自然是人家成功了，而你失败了。
所以说，这个结局，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。
说到这里，我插个话，那么日本当年的工业化，它所需要的资金，是从哪来的呢？答案是：剥削日本的农民。
是的，羊毛出在羊身上的，当年日本搞工业化，买机床，买技术，建工厂，修路，办教育……样样都需要钱，找谁要呢？
找国内的农民要呀，所以呢，整个明治时代，日本的农民是很苦，税负是很重的，有多重呢？大概是22%，也就是说，日本农民收割100斤大米，有22斤要上交给明治政府，干嘛呢？搞工业化。
不要忘记，日本当年，也是有地主的，这22%的税，还不包括地租，所以说，当年的日本农民，是很苦的，基本上把税一交，把地租一交，养活家里的老婆和几个孩子，也就只能勉强糊口了，所以在明治时期，日本农村许多女人，要下南洋，去做娼妓啊，出卖色相，卖身哪，不那样做，就活不下去。
所以我们说，日本的明治维新，它是很苦的，对内盘剥很重的，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日本当年想不受人欺负，它立志要做强国，试问太阳底下，谁能随随便便成功？不咬咬牙，不割点肉，不承受一点代价，哪来的成就呢？
那么对内盘剥到了极致，遇到瓶颈，日本如何突破呢？答案是：只能对外侵略，吞琉球，打甲午，吞朝鲜，吞台湾，打仗，抢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不那样，就没法跻身列强之列啊，而至于什么公理、道义、和平啊什么的，日本它是不顾的。
甲午战争时期的日本兵
好了。那么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，打败了俄国，这件事，给当时清末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震惊，也带来了误解，震惊是什么呢？震惊的是，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，原来我们黄种人，也可以打败白种人，原来他们白种人，并不比我们黄种人更优秀。这个观点我们今天看来平淡无奇，但是在当时，这是很振奋人心的一件事，因为当年那是破天荒的，连秋瑾都写诗赞美日本人，说日本人打赢俄国人，了不起。
那么，日俄战争又给当年清末中国的知识分子，带来什么误解呢？日俄战争之后，大清的知识分子对日本产生了误解，他们误以为：日本之所以变成强国，打败俄国，是因为日本开了国会，搞了议会政治。
刚刚我说了，日本明治维新做了两件事，第一件事，搞了议会政治，第二件事，搞了工业化。
清末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，误以为日本富强是因为第一件事：搞了议会政治。其实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。日本当年富强起来，主要原因，并不是因为搞了议会政治，而是因为动用了举国之力，咬咬牙，勒紧裤腰带，省吃俭用，搞了工业化。
当然我们不能说，当时日本的富强，和议会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多少也是有关系的，但肯定不是主要的因果关系，当时日本富强，主要是因为它认认真真搞了工业化，这个工业化的努力，和当年日本是否是议会政治，其实关系是不大的。
换句话说，即使当年日本是天皇集权，那么只要他们的方针对，班子好，他们搞工业化，也一样会成功的，这个不是我的推测，后来苏联的工业化、韩国的工业化、乃至台湾的工业化，都和议会政治无关，都是在集权的环境下搞起来的。
大家千千万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，我不是说国会不好、议会政治不好，我更没有说，政治现代化这件事不好，我只是客观地告诉你：明治时代日本的富强，主要是工业化的功劳，主要是资本和科技擦出火花的结果，而不是议会政治的结果。
那么当年大清的知识分子，为什么会误以为，日本富强是因为议会政治呢？这个我看啊，可能是因为当年清末我国的知识分子，都是文科生，文科生天生是不关注工业、理工、技术这些东西的，甚至对于会计账上的那些密密麻麻的数目字，文科生都是极其讨厌的，所以，当年我们清末的文科生知识分子，只是注意到日本的议会政治，而忽视了资本和科技。
当年清末的知识分子，集体掉进了这个认识误区。所以，他们要求大清的朝廷，开国会，朝廷问他们：为什么要开国会？他们说，你看，日本就是因为开了国会，所以富强起来了。
清廷也没说不答应，但是在那个时代，“开国会”已经成为了政治正确，你不好公开否定，所以呢，大清表面答应，但实质上在拖延，在敷衍。试问这个世界上，谁愿意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力呢？
所以，大清在“开国会”这件事上，一拖再拖，后来又出台了一个“皇族内阁”，把自己的缺乏诚意，暴露在世人的眼前。
结果，清政府民心大失。以前，还仅仅是革命党对清政府失去信任，这次，通过“拖延开国会”这件事，清政府几乎把中国各省各县，大部分的官员、乡绅、知识分子，都得罪了。
为什么？因为当时大清废除了科举，全国上下，有许多官员、乡绅、知识分子，都指望着通过参与国会，来获得参政的机会，你清政府拖延开国会，而且还搞皇族内阁，开倒车，所以，举国舆论哗然，几乎所有的乡绅知识分子，都大失所望。
这也就是为什么，武昌起义一声枪响，各省的官员、谘议局议员、乡绅们，都纷纷支持独立，结果，很多省份都响应辛亥革命，一个省接着一个省，大家都独立了，截留了解往北京的税款、物资、部队，截断了各省的交通。
所以呢，一下子就截断了清政府的财源、物资、人力，等等，这其实就是清政府不得不退位的主要原因，因为它失去了官绅知识分子的支持，尤其是财政上的支持，你朝廷没有钱，就打不了仗，所以，它只能退位。
清政府退位、进入民国之后，当时是模仿美国和法国，搞议会政治，开国会，选总理，结果呢，国民党拿到了多数议席，宋教仁踌躇满志，准备出任国家总理，也就是国家实质上的掌舵者，然而呢，中国的事情，哪有那么单纯哪！结果，宋教仁马上就碰了钉子，在上海沪宁火车站，一颗子弹，射进了他的腹部，夺取了他的性命。
宋教仁遗像。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，对议会政治其实并未达成共识，生搬硬套，搞砸是理所当然
这就是当年的情况，中国是三千年的皇权社会，国人没有搞议会政治的传统，当时的中国人，是不相信什么契约精神，什么议事规则，什么法治精神，什么公平竞争，什么程序正义这些的，当时的中国人，就是相信厚黑学，三十六计，不择手段，胜者为王，你在这样的社会土壤里，搞什么议会政治，被暗杀就是注定的结果。
所以我们说，“共识”这两个字，非常的重要，一个社会，你做一件大事，一定要有共识，社会都没达成这个共识，你搞什么呢？打个比方说，一群11岁的小孩子，你跟他讲“恋爱法则”，他们怎么能听懂呢？听不懂，他们又怎能遵守好呢？
那么相对比来看，日本明治维新，搞议会政治，为什么他们可以成功呢？那是因为，日本有权力制衡的传统，日本有史以来，一直都是一个“封建社会”，天皇一直是虚君，一直是幕府和分封各地的大名，相互之间权力制衡，日本的传统和英国很相似，所以，当年的日本搞国会、搞议会政治，有天然的优势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在明治维新的前期，日本举国上下对搞议会政治，他们是有共识的。共识。这个很重要。
而中国则不同，中国是一个三千年的皇权国家，没有权力制衡的传统，他们搞不了这个东西，你要生搬硬套，就会出事。
社会没有共识。一个东西大家没有共识，你是绝对搞不好的。
所以呢，民国初年，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习美国法国日本，搞议会政治，结果搞成了分裂和内乱，搞成了军阀混战，一直乱了十七年。一直到国民政府成立，才在大体上结束了这种分裂和内乱。
然而，国民政府其实也没能抓住时代的脉搏。当时的民国，按理说应该借助“九国公约”的保护，抱苏联大腿，或者抱美国的大腿，总之，你要找一个大国来保护你，你可以借助这种保护，在保护伞下，用至少20年的时间，把国家的工业化搞起来，然后，再谈收回国家主权，摆脱半殖民地这些事。
它的后来者，就是这样搞的，而且实践证明，可以行得通。
为什么我总是在强调工业化呢？因为工业化是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不但保家卫国靠它，而且就算是解决民生，你也要靠它，最简单的一个例子，没有工业化，你连氮肥、水利、农药都不会造，试问，你的农业产量，怎能上得去呢？农业产量上不去，你就无法解决广大农民吃饱饭的问题，而农民吃饱饭这个问题不解决，你谈什么稳定？谈什么“打倒列强”？
当年的国民政府，正是犯了这个错误：找错了时代的焦点。
所以呢，国民政府在南京刚刚站稳脚跟，就开始加速推行它的“革命外交”，收回苏联、英国、美国、日本、法国……收回所有列强在中国的租界、租借地、治外法权……等等一切。注意，不是说国民党的革命外交不对，政治上，无疑是正确的，而是说啊，凡事要分轻重缓急，在当年，国民党的军事工业几乎为零，你要把所有的租界、租借地、治外法权等等都收回来，你国民党是没有这个底气的，换句话说，显然还没到时候。
结果呢，国民政府跟苏联翻了脸，跟英国翻了脸，跟美国翻了脸，跟日本也翻了脸，国民政府，把所有的列强，都得罪了，国民政府把所有的列强都得罪了，不但你搞工业化找不到援助，而且你一旦受欺负，也就没有任何列强，愿意为你说一句话了。结果，很快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，日本撕破脸皮，打破当时的游戏规则，干脆开始明抢了。国民政府到全世界各地四处奔走，到处哭诉，说日本侵略我了，但是，在当时的世界上，没有一个列强，愿意站出来，为国民政府说一句话。
东三省的沦陷，注定了八年抗战的爆发，这个因果关系是很明显的，国民政府用尽了所有的努力，都没能阻挡这个趋势，因为国民政府知道，以国民政府孱弱的财政力量，它是根本支撑不起一场对日本的持久战的，所以，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知道，和日本这个工业强国打一场持久战，结果就算你打赢了，你也逃避不了财政崩溃、经济崩溃的后果，这个是必然的，1947年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，就是它诸多后果的表现。
然后，国民政府退居台湾，所以我们说，蒋介石退到那个小岛上，丝毫没有冤枉他，大自然它是有纠错机制的，你有多大本事，就管多大的地盘，就算你一时半会上位，你的能力配不上那个位，最终你也是要下来的，其实历史，是有它的合理性的，我们说，大浪淘沙，能力不够的人，最终都会被历史淘汰。
国民党给大陆，留下一个烂摊子，这个烂摊子，从主权上来说，有三个突出的问题：
第一个突出问题，就是外蒙古独立出去了。
第二个突出问题，是旅顺、中东铁路，被苏联拿走了。
第三个突出问题，就是国民党政府和美国在抗战之后签署的《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》。
这些，都是国民政府在败退台湾之前，亲自答应苏联和美国的。
而依据这个《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》，美国的军舰，可以在中国所有的大江大河，自由航行，横冲直撞，举个例子说，抗战胜利之后，美国的军舰可以自由进入长江、珠江、所有的江河。换句话说，1948年的中国，还是没能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。于是，后来者就感到很难办，然而后来，这些问题都是怎样解决的呢？这个，下一节和你说。
